刘易斯拐点

2015-07-06 来源:转载

    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又称路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威廉·阿瑟·刘易斯(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1968年提出。

    刘易斯拐点 - 简介

      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刘易斯拐点”来源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后来又被不断完善。

    大多数学者认为,从发展中经济到发达经济,都要经历“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是由落后走向先进经济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比如,战后日本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60年前后,韩国则出现在1975年前后,大致都是战后经济恢复的15年甚至15年不到的时间。

    刘易斯拐点 - 主要内容

       威廉·阿瑟·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是农业传统经济,一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工业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工业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是日益萎缩的农业传统经济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由于现代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出农业,可以支付的薪金也远远高于农业收入,只要工业部门对这些从农村来的民工能够提供足以维持其生存的最低工薪,他们就会滚滚而至,为工业部门供应无限的廉价劳动力。 

    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刘易斯第二拐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 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 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 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 “刘易斯第一拐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刘易斯拐点 - 与“人口红利拐点”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 “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 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经过“刘易斯拐点”,它更多涉及人口存量结构的改变,而人口红利拐点关注人口年龄分布结构 的变化,是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过的,其更多涉及人口增量结构的改变。具有二元经济的国家,一般首先经过“刘易斯拐点”,但是经过“人口红利拐 点”的时间则有所差异。  

    日本在20世纪60 年代末通过“刘易斯拐点”,90 年代遭遇人口红利拐点;韩国在 80 年代通过“刘易 斯拐点”,至今仍在享受人口红利,预期在 2015 年通过“人口红利拐点”。而中国经过“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时间颇为接近,前后相差 10 年,因此面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更大;不同于日韩收入分配缩小之后才遭遇“人口红利拐点”,中国是先到达“人口红利拐点”,也就是未富先老。

    刘易斯拐点 - 影响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对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二者都将抬高劳动力供给价格,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高增长态     势将不可持续;

     第二,劳动力供给的紧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

     第三,劳动力供给约束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

     第四,消费上升将导致储蓄下降,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转向消费;

     第五,收入分配将更趋合理,贫富差距缩小。 

     第六,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其经历“刘易斯拐点”之后,工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利润率也曾出现系统性下移。

    刘易斯拐点 - 在中国

       2013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IMF经济学家Mitali Das和Papa N"Diaye指出,中国将在2020-2025年间到达所谓的“刘易斯拐点”[4] ,即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他们的预测显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0年起出现下降趋势。如果达到刘易斯拐点,将意味着工资大幅上涨、工业 利润受到挤压、投资下降,届时发展中国家将无法再依赖廉价劳动力。他们还说,通过放松独生子女政策来促进生育,或是改革户籍制度,都将能够推迟刘易斯拐点 的到来。

      2013年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也曾指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相当长时期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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